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家庭观念、最讲究亲情的种族之一，并且深深地为之自豪，但在老外的眼中，却未必如此。

　　香港的低收入人士住在逼仄的板间房里。在内地，这样的极小户也开始“登堂入室”了。
 
　　王朔说：“50后，基本穷逼；他们的孩子80后，基本苦逼。”而住在“六平方米88万”的天价蜗居里，我们只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傻逼。
 
　　深圳楼市经过几轮疯狂暴涨后，出现了“六平方米88万”的鸽笼房，均价15万/平方米。别看它又逼仄又昂贵，一上午不到就售罄了。这样的房子在深圳租一个，据说也要4000元/月，供不应求。
 
　　实际上，当地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8月曾对媒体表示，该“鸽子笼”户型不属于住宅户型，与房地产预售无关，属于二手房交易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将二手房重新装修后，炒作成新盘开售。资本和炒房者合谋炒高了二手房楼价，“六平米”看起来不是“关爱深圳奋斗族”，而是羞辱这些为了买房累瘫的年轻人。
 

　　深圳“鸽笼”，为了节约空间，床板可收缩进墙里。
 
　　还嫌中国人活得不够累吗？中国人的“累”：
 
　　“物价一个字：涨；房子一个字：贵；空气一个字：脏；食品一个字：毒；生病一个字：怕；读书一个字：空；土地一个字：征；城镇一个字：拆；交通一个字：堵；税费一个字：多；开支一个字：高；收入一个字：低；保障一个字：无；福利一个字：少；打工一个字：苦；生意一个字：难；没钱一个字：怂；有权一个字：牛；官腔一个字：假；亲友一个字：钱；信用一个字：缺；感情一个字：乱；负担一个字：重。”
 
　　对这一串辣评，有网友将之凝缩成一句话：“生活一个字：累！”
 

　　从去年4月，到今年6月，深圳房价的飙升速度。
 
　　那么国人到底累在哪里呢？

中国人真正的累不在于吃苦，而在于吃亏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“中国人到底累在哪”这个问题：
 
　　“勤劳苦干难以致富，发明创造难以致富，专业技能难以致富，遵纪守法难以致富，单打独斗难以致富，自力更生难以致富……”
 

　　置业安家，希望越来越渺茫。
 
　　买个房，可能要一辈子受累
 
　　新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，大抵能用一副对联准确呈现：
 
　　上联：做卡奴、做房奴、做车奴、做妻奴、做孩奴；下联：赚票子、买房子、养车子、供婆子、宠孩子。横批：想想都累。
 
　　如今中国人的累，已经从上一代“挖大渠、脱大胚、扛大包、锄大地”的“革命主义式的劳累”，过渡到对“房子、票子、车子、婆子和孩子”这五项指标的深度忧虑。“50后、60后可以安贫守穷，但如今80后、90后行吗？这显然是道‘五子登科’的人生必考题。望着身边的人全都上九天揽月了，你还安于自娱自乐地五洋捉鳖？”
 

　　白领的收入可能达到一两万，但在物价不断飙升的一线城市，要买房、养家依然有压力。
 
　  中国人的‘财富之母’被侵权了。“土地之母”的说法源于“政治经济学之父”、英国人威廉·配第，他曾在17世纪提出“土地是财富之母，劳动是财富之父”的观点。“劳动者失去了土地，就要吃苦。”居住尊严是其次的，无根的中国人只求一寸立足之地，哪怕是“六平方米88万”的天价蜗居。
 
　　经济学家郎咸平曾经评价目前中国人的购房现状：“中国的房子是不能自由恋爱的，自由恋爱是不发结婚证的，所以必须透过地方政府和地产开发商而向他们买房子。”而在杨连宁看来，一旦只能买商品房，那城里人就要受10年累也不止。“因为你买不起。你按揭买下一套婚房，还债要还到接近退休；退休后按照养老政策，你可能还要缴械投降，缴出这套房子才有钱养老。到头来自己咬牙买下的一套婚房，本是明媒正娶，到最后跟讨了小老婆似的，需要一辈子受累。”
 
　　在中国，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，个人购房后只享有房屋使用权，而无法支配土地所有权。在《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》一书中，杨连宁道出了国人面对土地时的无奈。
 

　　城市化在中国式拆迁中进行。
 
　　问题不是市场化，而是垄断专卖
 
　　王朔说过一句话：“50后，基本穷逼；他们的孩子80后，基本苦逼。”杨连宁对此深以为然。与50后、60后“劳其筋骨”的“四大累”相比，劳心劳神的现代国人五大累，绝非仅靠工具更新和技术引进就能解决。
 
　　解决新一代的“五大累”，需要升级“软件”才行。杨连宁表示，“房子、票子、车子、妻子和孩子”代表的新社会“五子登科”，每一科都有日新月异的消费档次，人生考试产生的压力、负担、惶恐和焦虑皆出于此。“结婚你得买房子、车子，买房买车你得有票子，工作不顺心会惹怒妻子，票子不够多会牵连孩子……这五大累是相互关联的，一荣俱荣，当然一损也俱损。”
 

　　在儿女教育问题上，很少国家的家长像中国家长这么累。
 
　　低征购吃农民，高房价吃市民；蓝领过劳死，白领过虑死；水电煤气学区房，看病吃药打电话，哪一个不是劳，哪一项又看不出累？中国人在新时代的累，似乎已经凌驾于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之上，由经济原因催生，却最终在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处处发芽。
 
　　“市场分化不是我们的麻烦，垄断专卖才是我们的麻烦；脱贫致富不是我们的麻烦，为富不仁才是我们的麻烦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麻烦，特权独占的人先富起来才是麻烦；贫富分化不是麻烦，内亲外疏、有贵有贱才是麻烦；社会分化更不是麻烦，富者越富、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才是麻烦。”
 

　　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日益扩大。
 
　　“二元制”涵盖了多数人的生存方式
 
　　除了需要应付现代版的“五子登科”，中国人还需要时时提防这个巨大人情社会中无处不在的“中国特色”。
 
　　其实光是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和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这两句相互矛盾的话，就够既重亲情也梦想远方的中国人纠结的了。在杨连宁看来，由亲情制造出的“软骨病”，全民都没法免疫、预防。在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的裙带关系网庇护下，“中国式拼爹”似乎已经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。这既造就了只重亲情而对亲缘圈子外的群体漠不关心的“等差待人”，也使根据亲疏有别来区分尊卑贵贱的“差序格局”成为社会主流。试想，一个人活在这样一个“东方式裙带关系社会”，天天遵从近亲远疏的“特殊主义伦理”，如此这般日复一日，他能不累吗？！
 

　　制度越不健全，人脉就越重要，市场越不公平。各种复杂的人情关系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，使转型更为困难。
 
　　“当年我当工作队长下乡，也得先打探清楚县长与组织部长是亲家，县委副书记和公安局长是‘挑担’（连襟），这样才不至于捅了马蜂窝。我有同事下去当县委书记，也对我说过实话：由于经年累月的近亲繁殖，你想查处一个科级干部，可能会得罪半个县城。”
 
　　这种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小农经济思想也体现在饱受诟病的“国企病”上。杨连宁认为：“在管制经济年代，全民都像是被圈养、喂养的动物，而如今则成为了市场化生存群体，需要自己养活自己。”
 

　　中国游客在国外自助餐厅抢虾。
 
　　他同时认为，几千年来，大多数国人小农化、村社化、家庭化的谋生方式始终没有大变。这也意味着一个二元化的生存方式没有大变：“有权无权、有贵有贱、有亲有疏、有肥有瘦、有富有贫的二元的、双轨的体制机制安排，涵盖了多数人的生存方式。”
 
　　国人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骨子里有着“气人有、笑人无”的劣根性——“看见别人家的米汤比自个儿家的稠，心里就不平衡了”。这样活着能不累吗？

　　我澳洲的朋友谈起了中国人和澳洲人对家庭的重视。没想到，那几位澳洲朋友说：“你别生气，其实，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并不爱家，并不像你们自己说的这么注重家庭。你们更爱金钱！”

　　我愕然，于是，我记下了这些真诚的对话：

　　“无论在澳洲还是在中国当地，你们中国人的确很勤奋，中国人在海外也能比当地人积蓄更多的钱财，但我不认为这是你们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，而是你们比我们更节俭，更能省，是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完成的金钱积累。你们平时很少上酒吧，周末也很少度假，甚至周末或假期都不休息。衣服都是从中国买了带过去，因为上海这边更便宜，我甚至看到有上海学生带了很多碗过去。

　　“你们会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把孩子都交给老人照管，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外，你们忙得很少和孩子一起玩。圣诞节你们甚至都不休息。

　　所以，你们华人的孩子尽管学业上很优秀，但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另类，觉得和当地人比起来，父母更关心的是家庭的金钱收入、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习分数，而不是他们的快乐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们中国人说这是为了孩子，为了下一代多挣些钱，但每一代都说自己赚钱是为了下一代，那么究竟哪一代会真正地使用这笔钱呢？

　　“生命是那么短暂，你们借口为了家庭的未来，而在现在就牺牲了家庭，我不知道这个帐是怎么算过来的，怎么还能体现你们自己很自豪的家庭观念。

　　“你们为了工作，可以忍受长时间的夫妻分离，要在我们眼中，夫妻不在一起三个月以上，基本上就该考虑办离婚了。所以我们被派到海外来，就一定是全家一起来，我的妻子、孩子都搬到上海来。他们要是不愿意来，我就不可能接受这项工作，家庭比工作更重要呀。我在中国甚至听说过你们的上一辈人，甚至有夫妻几十年都分在两个地方的，到了退休的时候才能生活在一起。这太残酷了。难道你们就不会为了家庭放弃工作吗？工作也还可以再找呀！

　　“我的中国公司里有很优秀的人才，但因为不是上海本地人，家庭就在另外城市，每个月甚至每两个月才能相聚一次，为什么其中的一方就不能放弃工作呢？封号频繁想读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：sxjj27 我知道有很多在城市里工作的农民，他们甚至只能一年回家一次，都说是为了家庭在挣钱，可这样的钱再多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　　在澳洲，你们中国人基本都比当地人有钱，但没有人羡慕你们的生活，我认为你们就是金钱的机器，但你们为自己的赚钱爱好涂上了一层家庭的色彩。

　　看看我们的周围，多少的人，为了一个房子，牺牲了自己的今天，加班加点地工作，“等买上房子，或还完贷款，就可以轻松了!"

　　等着吧，---房子完了，还有孩子呢！

　　又有多少孕妇，“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。”---生下来更麻烦，还不如在肚子里，想去哪里，去哪里！有多少小孩子家长，“等孩子上小学了就轻松了，熬吧。”

　　上学更轻松不了，各种辅导班，还不如幼儿园省事！

　　多少的家长，在为了一个小升初，牺牲了孩子的童年，周末奔波在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的路上，“等考上初中，就解脱了！”---小学完了，发现初中也有辅导班，而且更多，孩子更没有时间玩了！只好等大学再玩了。

　　“等孩子上了大学就完成任务了。”---大学上完了，找工作一样要操心！

　　“等孩子工作了，我就没有负担了。”---工作找好了，又开始操心孩子的婚事、房子！“等孩子结婚了，我就不用操心了！”---结婚了，有房了，孩子的下一代又来了！

　　操不完的心，受不完的累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我们的视线永远在未来，为了未来，今天积累能量、积累证书，积累票子。结果就是抱怨，我们的视线永远没有活在当下，发现一辈子，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过的。其实中国人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。

　　最懂得享受的是美国人；

　　最有信仰的是欧洲人；

　　从出生到死亡都充满竞争和压力的是中国人。

　　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生：

　　0—10岁：参加野地考察等各种集体活动

　　10—20岁：谈恋爱和追梦

　　20—30岁：找份平凡稳定的工作

　　30—40岁：终于发现自己的追求，享受有房有车有孩子的生活

　　40—50岁：常常在工作压力中度长假

　　50—60岁：享受教会生活，旅游

　　60—70岁：开始写回忆录，旅游

　　70—80岁：安度晚年

　　死后：一般进公墓。

　　大多数欧洲人的一生

　　0—10岁：参加学校乐队，学习古典音乐等

　　10—20岁：组自己的乐队，进行各种尝试

　　20—30岁：严重受哥特死亡文化影响

　　30—40岁：乐队开始正式走黑色金属路线

　　40—50岁：回忆童真，开始过回“彩色”的生活

　　50—60岁：安定下来，寻找温情，过小生活

　　60—70岁：去教堂总结自己的一生

　　70—80岁：与子女一起安度晚年

　　死后：安心躺在一大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。

　　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

　　0—10岁：被迫学习各项课外技能，不断考级，多数是为了父母的面子和期望

　　10—20岁：死啃如山的书籍，应付如海的考试

　　20—30岁：到处投简历，着急自己找不到工作

　　30—40岁：成为房奴、车奴

　　40—50岁：为孩子的未来操心，省吃俭用，努力存钱

　　50—60岁：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，却发现马上要退休，又开始担忧退休后怎么办

　　60—70岁：花费大部分精力养生，却发现还要养孙子

　　70—80岁：终于安定下来度晚年

　　临死前：发现原来一块墓地都贵得死不起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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